4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開幕式并發(fā)表講話。

　　2015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議會的演講中說道：

　　巴基斯坦認為“誠信比財富更有用”，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兩國傳統(tǒng)文化理念契合相通。

人而無信不可知其可也 安子(書)

　　(一)人之信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句話出自《論語》：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ní)，小車無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

　　意思是說：人若無信用，那是萬萬不行的。就像牛車、馬車沒有木銷子，還怎么行走呢？

　　車無銷，不可行馳于路；人無信，不可行走世間。

　　孔子把個人信用看做為人立世的重要關鍵點，沒有信譽的支撐，就沒有人格的樹立。所以，《論語》里又說：“民無信不立。”沒有信用，就沒有立足之地；沒有信義，就沒有立世之本。

　　“信”之一字，雖然千金一諾最為沉重，但空口無憑又最為虛泛，察其言行還要等待漫漫時間的印證，所以，“信”在外化體現方面，就產生了一種加固信任的儀式。而這儀式，也并不復雜，——中國的印章，就是一種儀式化的憑信。

　　對于一國來講，國之玉璽，鄭重一落，就印蓋出了國家信譽；

　　對于個人來講，名章為憑，紅印一蓋，就代表著本人信譽。

　　這是以一枚小小的印信，銘刻出了大大的信譽。

　　《論語》里對于“信”的強調很多，誠如上述所言，它是中國文化里關系著能否立世的道德標準。比如，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參，便是每天這樣反觀自己：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言行舉止，追問自己：我是否做到忠人之事了？我是否做到誠信對人了？我是否做到踐習知識了？

　　忠人之事，便是誠；信與人交，便是義；學而時習，便是智。

　　所以，曾子的自省方法告訴了我們：忠于內心、信于他人、習于學問，把握住這三個方面的行為修煉，就是中國式的君子養(yǎng)成。

　　(二)國之信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不僅個人層面如此，“信”對于國家層面來說，更是極為重要。《左傳》中就說，“信，國之寶也”，信用是國家的重寶。

　　而這個道理，兩千六百年前的晉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時曾流亡楚國，為感謝楚成王對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說，倘若將來他能回國，如果遭遇晉楚兩國交戰(zhàn)，一定讓晉軍退避九十里，以謝今日收留之情。這就是“退避三舍”這個成語的由來。后來，戰(zhàn)況果如重耳所言，晉楚兩軍對決，晉軍退避九十里后才戰(zhàn)，最終贏得城濮之戰(zhàn)的勝利。而在晉軍后退的時候，軍吏曾表示過強烈反對，認為國君躲避臣下十分恥辱，楚軍又已是疲憊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產，代替重耳發(fā)言說，如果沒有楚國的前恩就沒有晉國的今天，不能背棄恩惠而食言。此戰(zhàn)之后，也成就了晉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僅是實力的響亮，更是人格的響亮；成就晉國的，不僅是國力的強大，更是國格的強大。這就是《孔子家語》里說的：“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國家一言之信，勝過萬馬千軍。

　　一國對外要維護信用，對內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于公信力的討論，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一步的思考，他繼續(xù)問，在這三者里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里，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立不起來了。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

　　“信”是一種個人品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信”是一種國家責任，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信，更是一種價值理念，人無信不可，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威。